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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我的难民申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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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吴先生,我说阮杰先生依然很生气。吴先生回答,“不会呀?你跟他提了向《天安门时报资》捐助5000澳元的事?”我回答是。吴先生再问,“不可能,你真的提了捐助的事”,我又回答说是。后来吴先生问我,“你认为他是特务?”我回答,“不会呀,《天安门时报》办的多好,他怎么会是特务?”但在当晚,回忆起有些细节,就开始怀疑阮先生可能真是特务。于是就打电话给胡先生说,“社长可能真是特务”,胡先生回答重复两次,“是你认为他是特务!是你认为他是特务!”我听了一呆,没有再吭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与民主学校的人来往了。

2.     20121027日,我正式递交申请退党,具体内容如下:

退党申请

本人,王衡庚,原为中国农民党党员,原任中国农民党秘书长。

根据自愿退党的原则,我王衡庚正式提出申请退党。

经双方协商同意,近两个月内,我王衡庚为中国农民党秘书长的有关事项,名义上暂不改动。

在此期间,我王衡庚不得以任何中国农民党或中国农民党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任何文章和开展任何活动。同时,中国农民党也不得以王衡庚的名义,发表文章和开展活动。

两个月后,中国农民党在博讯上发表正式公告,选另一个为中国农民党秘书长,以替代王衡庚的名字。

以后我王衡庚和中国农民党双方相互保持友好,不得恶意攻击、诋毁对方。

以上内容,自申请之日起申效。

20121027

王衡庚

杨说,让我再问一下阮杰。我打电话给阮杰先生,“要不要我读给你听”。阮在电话里说,“只要杨签字就可。”

开始杨不愿签字,我说大家相互尊重。杨才签了字。我还是不放心,4位老兄的胡搅蛮缠,我也是领教了。我打电话给阮杰先生,“我跑到你家,让你签字”。阮说,“只要杨签了就可。”

3.     1028,我将退党书发给其余四位。

4.     1029,阮杰回信如下:

你这个退党申请书,我不能接受。要加上你对你错误行为的检讨和认错以及对为此占用大家的时间和精力的道歉。

5.     20121031日,我发邮件给阮杰如下:

  您好,

我们曾经一起共同为了反共反独裁的事业,牺牲了很多,投入了很多。你帮了我很多,我也干了些活,我也怀念这一段反共的时光。农民党是老杨先想到,但有些细节是我确定的。当然老杨比我能干,做的也比我多,不过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虽然最后不太让大家满意。

对于《退党申请书》,本来说是3个月后,但我与老杨商量,两个月以后就是春节,最好在春节前。在老杨看了同意后,我特意叫老杨打电话给你,要与你商量,我还不放心,还打电话与你说,你看了以后,再让你签名。你同意说,只要老杨同意签名就可以了。

对于道歉,是我不对的、和我对的,我都已经在开会的时候道歉了。老黄说我到墨尔本“收留我”,我说这一点是真的。其实我心里想你们是“接受我”,因为“收留我的”,是墨尔本难民所。

我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离开,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

但也不要老是逼我。我也会认真忏悔。

我尊重你们,大家朋友一场,好聚好散。

其实,我们分歧的起点,根本不是人品,不是性格不合,而是政见确实有些不同。

无论如何,无论在谁面前,我也总是先说你的好。希望再见面了,我们还是朋友,我也愿尊你为长者。

Bests

6.     后来,隔段时间后,阮先生、杨先生、高先生多次打电话与我联系。不过,我觉得没必要与他们联系了。

7.     后来,申请难民时,我对RILC的律师说,如果需要与可以,请移走有关我与《天安门时报》、民主学校参加的所有材料。律师问我,为什么退出中国农民党,我回答,我无法知晓、确定他们的真实姓名注:真实姓名,是指文章《中国农民党成立通告》中“中国农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前四位人士,表示如果与他们一起来年半以上,连这么多人的名字都无法知晓等一大堆最基本信息都无法知晓,就会有些风险。);我还告诉律师,离开他们,还因为阮先生不但自己常常以在公开场合攻击其他民运人士,且强迫我也参加攻击他人,即使我不认识这些人,我还举了2012年六四纪念活动的例子、在国际研讨会时,公开以实名攻击他人。

8.     20134月底,我参加了RRT,约34天后,律师打电话告诉我,我的难民申请已经通过。非常感谢RILC律师曾经无私的帮助。

 

20189月,王衡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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