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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血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2),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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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泣血的冤案和冤魂

1957年反右斗争,全国有55万多人(有说是百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些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却恰恰都是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社会良心的典范,学人人格的楷模,包括龙云将军、民主人士章伯钧、陈铭枢、科学家钱伟长、文艺界中丁玲、艾青、傅雷、姚雪垠、丁聪等,还有当时年青的著名作家张贤亮、梁晓声,经济学家茅于轼、杨小凯等。

以青海省为例,当时先后被送来的有25000名劳教分子(其中女性有约5000),他们绝大部分是右派分子。青海省地处高寒、缺氧,加上饥饿,还要体力劳动,大批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的4000多人(其中女性约1000)。

甘肃的夹边沟,是右派分子的死亡集中营。3000右派中,超过2500人成了饿殍!上海学者朱学勤表示,有人说《夹边沟纪事》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但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现在的普通劳教,违法小罪大罚,偷一只鸡,窃几十元钱,甚至吵架拌嘴都被送进劳教所,轻者一年劳教,重者两年劳教,原本拘留、罚款处罚,公安机关为了捞钱抢劫致富而送去劳教。

劳教里还关押着政治异见人士、民间自由信仰者以及上访人员。

1999年后的10年里,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10万,其中妇女与老人占半数以上。

此外,有众多的基督徒被劳教。有多少宗教信仰自由者被劳教,有关方面的数据依然是个迷。其中,20077月,中国河南省的地下家庭教会牧师张革命和孙庆文被山东省荷泽市当局被实施劳教一年,中国家庭教会联合会副会长施恩浩于20117月被判劳教2年。

中国每年被劳教的人数在50万左右。比较一下在2010年,全国有100万人被判刑。

在教养所,管理人员随意限制劳教人员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劳动条件恶劣、时间超长、安全保护不足,侵吞劳动报酬,私自扣留学员信件,限制学员通讯,禁止信仰活动,伙食状况低劣,索取学员财物等现象。

劳教所是现代版的奴隶劳动营。比如丹东劳教所全体劳教400多人,不分昼夜连续干了20多天,有的劳教累倒了,涉于法西斯的淫威爬起来继续干。20多天挣了200多万,而劳教却分文得不到。买的是高价的假货,吃的是发霉的粮、喝的是没油没菜的汤,干的是超强的苦力,有病不给看,……

山东林淑玉在《非法劳教,天理不容》为题的控告书中写道,他们骗我来劳教所,劳教我的原因我根本一无所知。……劳教期间,我丈夫到派出所要有关劳教手续,他们非但不给,所长谭XX竟出口压人的说,你老婆不是能告吗?告吧,公安局按个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看你还能把公安局告倒不成?

在辽宁省,把所有敢于在劳教所提出抗议的人,都送到了关山教养院这个“集中营”。

然而中国官方公布,自从在1957年开始起,共有350万人以劳教的形式受到处罚,你信吗?

所有不同的声音和抗议,都被统统压制在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劳教人员从肉体和精神上被彻底的摧毁,使无数冤魂在劳教所日夜哭泣。

四、后记

大规模建立集中营以镇压和恐吓民众,是所有警察国家的共性。在独裁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集中营比比皆是,前苏联有“古拉格群岛”, 纳粹德国有集中营,而中国有劳教所。

劳教制度在中国大陆已有60年左右,劳教对象的不断被扩展,而执行方式上并无实质变化。

在大多数涉及劳教的案件中,法院会因为敏感性拒绝立案,但也有极少数法院会以迂回公平的受理这类案件。

劳教所里关押的都是些“屁民”,政府官员及其子女和亲属是不会进去的,有钱有势的人即便进了,只要花几万元钱几天后便走人。

2003年,青年孙志刚被收容打死一案,引发了人民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热烈讨论,最终以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但同样性质的劳教,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了更新的运用:轻微违法的进城务工者、上访者、民间信仰者、持不同政见者等。

著名法学家贺卫方不无感慨的说道:犯了罪判刑,被判一年的,有时还可以缓刑一年。但是没有犯罪的,却可以因为劳教制度存在而被限制人身自由一年至三年。因此被劳教人员发出宁要劳改,不要劳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详细调查研究了被劳教的100人之后发现,每人平均被劳教16个月:被劳教1年的,占总数的45%,被劳教13个月的占10%,被劳教1年半的占29%,被劳教19个月的占4%,被劳教2年和3年的,各占6%

于建嵘指出,因上访被劳教,唐慧并非个案。常常“非法”上访的,一次拘留,两次劳教。从而,劳教制度已沦为政府打击报复的工具。

于建嵘还说,很多上访人被劳教34次,累计起来甚至长达到67年,从而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上访劳教再上访再劳教的循环怪圈。

于建嵘最后下了结论:劳教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政府单方面行使的行政行为,在司法程序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公民没有辩驳、拒绝、反抗的余地。政府所追求的就是一种高效率,是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能力。

 

王衡庚, 2012822日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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