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教是中共前苏联引进的，现已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检察院和法院这个程序就可定罪，把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劳教时间是1－3年，必要时可再延长1年。

一、劳教的历史

1.　前苏联的古拉格

1922年，前苏联成立，政治上实行独裁，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人们普遍反对这种独裁，同时也失去了劳动积极性。

为此，1923年，前苏联成立古拉格，即“苏联劳动发行营总管理局”， 大门口上方有“劳动使得你光荣”的招牌。古拉格不仅意味着反“寄生虫”运动，也意味着苏联的政治迫害，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

所谓反“寄生虫”运动，就是针对城市或农村1个月以上没参加劳动的人，流放2－5年，强制参加劳动。不过，真正的妙用，是一旦发现城市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立即将他们开除，1个月后就以“寄生虫”的罪名遣送去流放地。

全苏联共有170所古拉格，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被称为“古拉格群岛”。在1929年到1953年，至少1400万人被监禁于古拉格，死亡人数估计为176万。

2.　 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受到前苏联古拉格的启发，纳粹德国也成立集中营，最早是1934年成立的达豪集中营，开始时只关押犯法的罪犯、同性恋与政治犯，集中营门口至今还挂着“劳动使人自由”。后来德国在国内外成立了15个集中营，用以关押政治犯、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战俘等，他们中的多数死于苦役、疾病或被枪杀和焚烧，其中以规模最大和最有名的是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群。

二战爆发后，位于波兰各集中营的性质向灭绝营转化，用于解决犹太人问题。

3.　中国特色的劳教的历史

中共夺取政权后，从1951年到1953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人，其中大多数被判了刑。但仍有很多人，一时查不清问题，被继续关押。

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各企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押的。

如何处置这些人？于是中共向老大哥前苏联请教，于是学习了古拉格制度。

1955年8月，第一次明确提出“劳教”政策。中共批准了红头文件《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就是劳动教养。

1956年1月，中共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教机构的指示》，于是，劳教在全国办起来了。

1956年3月10日，中共领导肃反工作小组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暂行规定》。什么是坏分子，比如“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流氓分子” 等。当然还有“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教。”

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全国就有55万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青岛提出，“要搞个劳教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这些右派都搞去劳教”。 结果55万右派分子中，约48万人多人被送去劳教。

1957年8月1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教问题的决定》，劳教迅速被“合法化”。

不久，全国立即建起100多处劳教场所，不但县办劳教，连生产队也办。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100万。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大量不满当时做法的人，被送至劳教。

1966年到1976年文革时期，劳教工作或处于停办状态，或将劳教人员作为专政对象来对待。

1979年以前，中国被劳教的人员没有明确的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20多年。

1979年11月29日，中共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教的补充规定》，明确劳教时间最长是4年。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教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教条件”的人。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990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

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

以上的系列“法律”，使劳教的对象不断扩大。

199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行政处罚法》，在所有7种法定的行政处罚中，居然无“劳教”。

二、废止劳教的呼声

众多学者认为，劳教存在“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教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等弊端，而这些成为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

劳教的行政法规违反了中共的《宪法》第37条、《立法法》第8条第5款、《行政处罚法》第64条第2款、《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中共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所以应当予以立即废除。

　　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王卫红、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蓝燕霞、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陈佳、《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

　　2005年，中共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因为劳教制度可以无须严格的程序和证据，随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可以“方便处理”政治异见人士、民间自由信仰者以及上访人员等众多“屁民”。

2007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教制度。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教制度。

2012年1月1日，《行政强制法》正式生效。该法第十条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据此，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将《重庆市查禁卖淫嫖娼条例》中，对卖淫嫖娼者实行劳教的规定予以删除。

2012年8月，唐慧劳教案发，全国舆论哗然。在媒体和微博压力下，代理律师甘元春和胡益华行政复议成功，并解救出唐慧。除了一致声讨永州公安局外，民众要求立即废除劳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