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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的特征、与其相关的问题及对中国反腐的应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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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的特征、与其相关的问题及对中国反腐的应用)续:

 五、文化特性在反腐中的应用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有以上的各种文化观,终于有一天,我确认,我独创的文化论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事先猜测的几十件大小事实(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都令人惊奇的得到了证明!

  这里我只讨论这些文化观在反腐中的应用,尼采曾经说,“真理是简单的”,我希望其他人能够将我的文化观举一反三地应用于民主体制、法律体系的建设,振兴教育科技文化事业等。

中国几千年来腐败就一直不断,比如明朝、清朝、国民党在大陆的末期等。本质上腐败是中国群体民众红包文化的延伸与“升华”,是特有阶层部分成员的贪婪与红包文化等其它多种文化错综复杂所交织的必然形式。

这里,我只想说上面的文化论观点对扼制腐败有何指导意义?何时解决?如何解决?

必须说明与思考:要是在明天,全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一夜之间都改邪归正不再腐败,会让我笑破肚皮的!但同时,反腐之路到底如何走?腐败哪道一直下去或越演越烈,那人民与政权将何处去?

某种文化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任何文化不因一味的加以扼制等强烈的手段,也可以加以适当的疏导。

1.腐败不可能根除而只能扼制。很简单,任何国家的红包文化与贪婪现在存在,以后也永远存在(文化的稳定性与重复性)

2.腐败与经济: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一定的腐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原始资本的积累)。这个观点你肯定会吃惊,同时也为许多贪官成为进一步腐败的理由。但腐败到一定时期或一定深度时,整个国家或社会就会得到可怕的惩罚。比如清末、在大陆的国民党的腐败都加速了清朝或国民党在大陆的灭亡。再比如以前许多港人到菲律宾到佣人,现在呢,不言自明。其实,当时的香港,据我所知,腐败比现在的大陆还历害,后来措施有力,得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反腐必须坚决,经济才能进一步发展,香港与菲律宾就是一正一反的例子。

3.    腐败与红包文化:红包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儒家文化入世之道的一种现象,如果红包文化(文化的中立性)与当权者的贪婪和某一个体(或阶层)为图利益相结合时,就出现了腐败(文化的倾向性)。(我不反对至少不会强烈反对红包文化。)这实质上是在一定历史时期部分人创造的生存模式

4.    文化的稳定性表明,在西方国家,现在为什么容易反腐。其实这与他们的文化和民主有关。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立刻采用或搬用他们的文化与民主(一种极其幼稚的表现)。很简单,西方文化的祖爷爷是希腊文明,而我们的祖爷爷是几千年来的极权文明。通俗的、拿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来说,在西方,老子与儿子是朋友,而我国,乖的赏糖,不乖的打屁屁。这实质上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孝”反映的形式之一,或是官本位的本质表现之一。

5.    文化的学习性与适应性文化的个体表率与群体模仿说明,某些中央或省级等领导人的腐败(但同时他们也是模仿别人),会引导其他人模仿。如果文化的贪腐者未受到惩罚,模仿者将不断增多。反过来,狠抓腐败典型,却也可以扼制腐败。我国现阶段的腐败案例不断增多,可见是由于贪腐者未能受到足够的惩罚,比如各报纸曾说“据有关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有超过4000名中国外逃贪官卷走400多亿美元逃到他国逍遥法外”。

6.文化的稳定性与其体现的文化演变渐近性表明,由腐败产生的文化根源,反腐任务不是一日可就的,不能操之过急,群众不应有太多的过激反应。

7.文化的突变性表明,激烈的反腐手段,虽然可能使国家或社会获得新生。但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表明,却也极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混乱,比如明朝末年。

8.文化的渗透性表明,反腐,我们可以从娃娃抓起,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反腐宣传,可以用各种宣传工具如电视等温和的手段进行渗透。比如现阶段我国许多学校开展“反腐昌廉”活动。文化的渗透性作用就在于,通过各种文化的有效宣传,让反腐的意识与反腐的手段能够得到各个阶层的认可,比如外逃贪官能够主动归国自首。

9.文化的简单性与复杂性表明,人人都以为,反腐,作为一个真理,应该是极其简单的。但如何反腐,手段如何?却涉及到中国几千年各种各样的文化,更涉及到我国现行的民主体制与法律体系,所以反腐手段是极其复杂的。

10.        反腐、民主与法律:反腐的手段必须得建立在民主体制与法律体系之上,这样反腐手段才可以得到各阶层群众的认可(文化与秩序,见第二节)。

11.        反腐与矿难:以上的观点,并不是说,反腐要乌龟爬。事实上,采取激烈的手段(如过份苛刻的死刑),是不能大面积的(文化的突变性)。我们的方法,可以对某个人、某个地方的某件事(如煤矿事故)进行坚决的、行之有效的、大张旗鼓的反腐,利用文化的个体表率与群体模仿特点,以点带面。煤矿事故的发生,这与文化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还涉及到整体文化、国家政治体制、国家民主体制等,这实际是大环境与小环境影响所发生的必然结果(当然有着偶然性)。以点带面,从而可以借机改革我们的国家政治体制、国家民主体制。

12.        反腐与矿难(续1):矿难当然是腐败表现的一方面。矿难其实可以化为好事情。其实,腐败问题与食品安全问题比矿难严重的多。腐败面太大,可能难以全面有效地铺开;彻底对食品安全问题调查,人人自危(如还有什么可吃的?――凤凰咨询台)。所以,彻底根治矿难,以点带面,带动反腐,进行民主改革、完善法律体系。

13.        反腐与矿难(续2――腐败与“免费的午餐”文化):大量事实证明,在中国,赚钱主要是抓住时机、抓住政策。现在煤价这么高,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庙,抓紧吃“免费的午餐”,能吃一口是一口。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吃“天上掉下来的金馅饼”这一种文化,比如传销、赌卜与腐败等。

当然,“午餐”吃的太多,自然要埋单,但是谁埋单?所以广东省政府官员说,“矿主发财,民工遇难,政府埋单”。

文化的渗透性表明,政府对民众适当的宣传各种优秀的文化, 批评不好的文化如“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反腐也能得到一定的效果。

 

六、后 

一、  我的文化论只是一些纲纲要要,并没有充分的展开。比如文化的特性方面还应有其它的内容。只有将文化与地方经济(尤其是文化与国家经济)、文化与秩序等方面充分的展开讨论,我的文化论才能进一步被升华。

二、  文化论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我想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比如给出一个国家、民族或地方群体的文化的创新度(尤其是科技创新),对其它文化的包容度与排斥度,吸收先进文化的能力度等。利用文化的各种度量,可以反思一个民族或国家比如在教育方面的成败,进而改进相应的教育措施并完善制度。

三、  文化论与其它部分文化的比较厚黑学特别适用于国人的内耗;孙子兵法适用于战场与商场;儒家学说、圣经与可兰经适用于特殊的民族、国家或群体。而我的文化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民族,有时甚至只要有十个人以上,就开始起作用了。

 王衡庚,2005年于华南师范大学

注:

(1)    此文写着比较早,其实有许多观点有些问题,或考虑不太全面。但毕竟是有关《文化论》的开篇章

(2)    此文写于家乡东阳人,反抗当地政府污染企业后写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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